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篇文章产生于近期的两件事。第一是上周去了一个主要面对初中生的演说营做助教，工作内容之一是帮他们修改最终汇报表演要用的演讲稿。除了深感初中生的语文水平退化之严重外，最大的感受居然是——他们实在太喜欢那些主旋律的陈词滥调，太滥用那些连他们自己也完全不懂其意思的官话套话了；第二是最近几个月见到的一些辩题和场上的攻防，既然我意不在某些比赛主办方和某些辩手，也就不把这些辩题和攻防一一罗列。但总体来说，我听到和见到了不少可能会引导辩手讨论政治、尤其是路线问题的辩题，或者试图背靠社会主义优越性等等概念取得优势的无赖辩手。
这就引发接下来我要写的内容——为什么有些主题，我拒绝讨论。
一 . 嵇康与黄药师
嵇康生活的年代，是司马昭专权的年代，司马氏集团企图援引周公和孔子支持汤、武政变的典故来支持自己篡夺曹魏政权的行为，更企图借助虚假的儒家明教确立自己新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嵇康提出自己是一个"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是公然对司马氏提出的挑衅。
司马氏的回应很干脆，嵇康的朋友吕安被陷害的时候，钟会给为朋友辩护的嵇康安上的罪名之一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还直接判了死刑。姑且不论这个死刑有多少成分是当时闹事请命的三千太学生逼出来的，至少，司马昭为了嵇康的这句话而记恨他是确确实实的。
但嵇康不是一个脱离名教，不尊礼法的人，恰恰相反——与朋友山巨源绝交是"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绝交书》里写的"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这是君子之交，也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最后明知吕安被陷害，明知面前是司马氏布好的政治陷阱，他还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死，这哪里有半点物我两忘，分明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说嵇康非毁典谟，说嵇康背离儒家，是最大的笑话。
嵇康恰恰是尊重儒家名教的，以至不愿让任何世俗利益对儒家名教本身有所玷污，在这里，鲁迅先生分析的好："（嵇康）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这意思是说，嵇康不是死在礼教下的自由灵魂，那是他求仁得仁的正果；恰恰相反，他是为了捍卫礼教而死的。
和嵇康很像的另一个人是东邪黄药师，第一次读到《射雕英雄传》的那个时候，我只把黄药师当成一个脾气古怪、身世悲惨、狂狷放达的书生，而且这个书生的前面还得加上落魄两个字才更合适些——都躲到东海外面玩荒岛求生去了，还不算落魄吗？
我甚至一度纳闷，东邪和西毒到底有什么区别，难道就仅仅是一个心狠手辣而一个中年闷骚？而真正读懂黄药师，是因为一句话。那句话发生在十八年后嘉兴南湖畔，醉仙楼斗酒之约的前夕，发生在东邪和西毒之间。事实上，那是全书中两人为数不多的几次，在观点上产生了正面的冲突，而也就是那短短的一句冲突，道出了两个人区别的本质。
欧阳锋在大战之前试图讨好黄药师结盟，于是故意把一个人头包裹扔给黄药师，还笑着说——
"兄弟今晨西来，在一所书院歇足，听得这腐儒在对学生讲书，说什么要做忠臣孝子，兄弟听得厌烦，将这腐儒杀了。你我东邪西毒，可说是臭味相投了。"
欧阳锋只知道黄药师不是腐儒，而是老怪，却丝毫也不明白黄药师真正的心意。于是就发生了接下来这一幕——
黄药师脸上色变，说道："我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俯身抓土成坑，将那人头埋下，恭恭敬敬地作了三个揖。欧阳锋讨了个没趣，哈哈笑道："黄老邪徒有虚名，原来也是个为礼法所拘之人。"
黄药师凛然道："忠孝仁义乃大节所在，并非礼法！"
现在想来，黄药师恐怕和嵇康一样，或者说金庸就是照着嵇康写的黄药师这个人物，甚至模仿到了把"嵇琴阮啸"也复刻在黄药师身上的地步。在书里黄药师引用嵇康那句"非汤武而薄周孔"，我认为不见得是特指汤武、周孔，特指儒家礼法，更大可能性是抒怀明志，以嵇康为偶像了。
黄药师反对的不是礼法本身，而是北宋昏聩的皇帝、懦弱的朝臣，以及这些无耻败类对礼法的玷污。
二 . 相上加相 无有如来
说了整整一千多字无关主题的废话，其实完全是一段"安全声明"，用来向各位展示我抗拒讨论之态度的性质——非毁或否认可以是针对形式的，而不涉及任何思想的实质部分。
正题是，无论是初中生写作文爱用的那些主旋律表述，还是辩题里那些牵涉路线问题的讨论，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表述——因为你要想做出有效的讨论，起码要先有明确的定义。
不妨把话讲的明白些，我这样问——
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变的客观真理吗？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这种客观规律的产物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就是作为文明发展的"果"而存在的，就是人类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规律以后的必然产物，当然也就不是、也不需要是任何一个群体或者阶级依靠"奋斗"来达到的，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是某个特定阶级摆脱受压迫命运的法宝或者武器——作为普遍一般的客观规律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能有阶级性的，没有任何一条真理是仅当我本人不掌握生产资料时才对我成立的。
但没有阶级性，就没有可行性，几乎所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政治许诺的色彩——通过向某个特定的阶级或群体许诺幸福生活来建立政权，这意味着，这个许诺必须落地，统治的合法性才有可能得到维护，一旦这个许诺落空，政权是不可能维持的——苏联就是如此。
可一旦依靠阶级对立建立起了超越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权，问题就出现了——拒绝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不能实现经济的正常增长，也就不能履行最初的政治许诺。因为事实上，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是并行的两条路线，而是同一条路线上，以物质是否极大丰富为界的两个历史阶段。从二十世纪的欧洲历史来看，如果一定要找出与共产主义并行对立的政治设想，最有可能的也是纳粹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任何有理智的政权都应该主动选择回归客观规律的怀抱，所谓"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伟大的政治智慧，是"见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问题是，假如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还有谁有资格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既然没有人能下这个复杂的定义，就不妨先做再说，最后把做成功了的那些部分归纳一下，总结一套定义出来。
这又是伟大的政治智慧，但不是见相非相了，是相上加相，是在本就不是实质的事物上又罩了一层障眼法。我不否认这种定义的有用性，事实上它填补了大量因为理论空白而造成的尴尬；我也不试图在任何道义或者价值上谴责这种做法，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把任何道义置于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之上。
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们不可能再在一个本就是后验、灵活的定义的基础上再做推导了，这相当于我们要把楼的二层盖在三层上头，是个工程意义上不可能完成的问题。要研究或讨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到实践中去操作并归纳，逻辑的推导在这里是失效的。因此，所有基于这种定义的理论，在我看来能聚焦到的现实问题都非常狭窄，讨论的意义，也就十分有限了。
三 .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
说到这里，我拒绝讨论这类问题的理由也就十分明确了——我并不反感这类问题本身，但我认为在没有，且无法给出定义的情况下，开展任何建立在虚幻的"相"或者名词上的讨论都是无意义的。
甚至，强行在这种基础上开展讨论是有严重的恶果的。举例来说，我上周带初中演讲营的时候碰到一个女生，选择《长津湖》作为其演讲的主题，洋洋洒洒接近千言，都在吹捧《长津湖》是一部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影片。
说实话，抛开审美水平不论，我实在难以理解的是，究竟何种逻辑，能让一个人把《长津湖》也称作是爱国主义影片，宣称其是"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作用"。
我个人对所谓爱国主义影片或者主旋律影片的接受上限也不过是《我和我的祖国》之流，至于《长津湖》或《八佰》这样的片子我向来是一点也看不下去，甚至已经到了闻之伤心、睹之欲呕的地步——电影的本质是奇观文化，商业的电影的本质就更是借助电影技术，通过把一切主题奇观化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这话说得没错，但把真实发生的、血淋淋的历史完全奇观化，变成惨烈（实际上是刺激）的战争场面，用这样的方式勾起观众快餐式的爱国情感，甚至刺激到了引发观众"二刷"、"三刷"的地步，把面对历史的痛苦感完全消化在镜头里，这种行为同样是背叛。所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我认为，这不是那个女生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而就是教育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说——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就我个人浅薄的理解而论，这话就是在强调要见本质，所谓的国家和民族概念不是某个词典定义出来的，而是以"果"的形式存在的历史产物。不认识鲜活真实的历史，就不能认识任何与之相关的概念，就无从缘起爱国等一系列的复杂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概念里缠的越深，就越难见到本质，就越难展开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讨论。辩论不是无用的，有些问题可以靠辩论解决，有些力量可以靠辩论提供；但辩论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被辩论，那些出离理论范围的东西，只有靠实践来认识和使用。如果一定要把那些作为表象存在的名词都搬进辩论的赛场里，只会在更深的意义上伤害辩论的价值。
因为无论你是否使用这些概念，本质都在那里，正所谓——
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